現代人習慣將安立甘宗（Anglicanism）僅僅歸類為「新教」（Protestantism）的一個分支。這種分類在歷史敘述上固然方便，但在神學上卻不夠精確。它將一場原本並不打算創造新事物，而是致力於恢復古老傳統的運動，作了過度簡化的處理。安立甘宗的興起，並不是為了否定大公信仰（Catholicism），而是為了保存它。
英格蘭的宗教改革家並不認為自己是在創立一個新的教會。他們相信，自己是在匡正一個原本已經存在的教會。 這種區別並非表面上的差異，而是根本性的。
改革的必要性
到了中世紀晚期，西方教會已經積累了教義上的混亂，以及教會實踐中的種種弊端。問題並不在於教會已經不復存在，也不在於上帝的恩典已經從教會的聖事中消失，而是在於福音的清晰性受到了遮蔽。
稱義的教義被捲入種種神學體系之中，以致基督救恩的充分性變得模糊不清。懺悔與補贖制度雖然植根於古代教會的實踐，卻逐漸發展出扭曲的形式，其中最臭名昭著的，就是贖罪券的濫用。教宗的權柄，原本是在大公會議與教父傳統相互制衡的界限之內受到理解，此時卻擴張出種種超越古代教會見證的權柄主張。
然而，這一切都不意味着必須拋棄教會。真正需要的，是對教會加以匡正。
宗教改革在其最理想的意義上，所呼籲的並不是創新，而是恢復。
歐陸的回應：藉着決裂進行改革
在歐洲大陸，宗教改革家正確地指出了許多這類問題。他們對中世紀晚期神學的批判往往十分尖銳，而且在許多情況下確有其正當理由。然而，在熱切糾正錯誤的過程中，他們也經常使自己與教會歷史上的延續性割裂開來。 聖事生活受到削減，或被重新詮釋。教會論（ecclesiology）對有形可見之教會的重視逐漸減弱，變得更加抽象。教會的定義，也越來越不是取決於她與歷史性教會群體之間的延續關係，而是取決於對重新表述的教義標準是否忠誠。
這種做法並非毫無可取之處，卻也付出了代價。
在試圖潔淨教會的過程中，教會許多有形可見的歷史形態也遭到捨棄。於是，改革在實際上成了對教會的重新建構。
英格蘭宗教改革：不與傳統決裂的改革
英格蘭宗教改革則走上了另一條道路。
它所追求的並不是拆毀教會，而是使教會恢復其應有的根基。英格蘭教會保留了主教制、禮儀、聖事生活，以及自身的歷史身分。改革所針對的並不是教會的本質，而是她在歷史中產生的過度發展與偏差。
其原則十分簡單，儘管實踐起來並不容易：凡不違背聖經的，可以保留；凡違背聖經的，必須匡正。
這種途徑使英格蘭教會在處理歷史中逐漸產生的錯誤時，仍能維持與古代教會的延續性。其結果並不是產生一個新的教會團體，而是同一個教會經過澄清、整頓，並重新確立了方向。
這就是為甚麼安立甘宗不能被簡化為歐陸意義上的新教。安立甘宗的特徵並不在於決裂，而是在匡正之中保持延續性。
一位國王與一場誤解
有一種反對意見必須加以回應，因為它經常被人重複，卻很少受到仔細檢視：有人認為，英格蘭宗教改革不過是一位國王想要離婚所造成的結果。
當然，這種說法並非完全沒有事實根據。亨利八世確實曾尋求宣告自己的婚姻無效，而他與羅馬之間的衝突，部分也是由這個願望所促成的。他的動機並非純粹出於神學考量，任何嚴肅的歷史學家都不會假裝事實並非如此。
然而，如果將英格蘭宗教改革簡化為亨利八世的私人生活問題，那就是對這場改革的根本誤解。
早在亨利八世之前，英格蘭就已經出現要求改革的呼聲。約翰·威克里夫（John Wycliffe）與羅拉德派（Lollards）的活動，早已對教會權柄、聖經以及教會生活提出質疑。改革與更新的願望早已存在，雖然這些呼聲經常受到壓制。
亨利八世並沒有創造這場運動。充其量，他只是創造了使這場運動得以推進的政治條件。
更重要的是，安立甘宗的神學身分並不是在亨利八世統治期間就已形成，而是在其後的數十年間，藉着托馬斯·克蘭麥（Thomas Cranmer）等人的工作，以及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所確立的宗教安排（Elizabethan Settlement），才逐漸成形。
《公禱書》、《三十九條信綱》1與安立甘神學的整體架構，並非出於王室一時的權宜之計，而是來自對聖經與古代教會傳統審慎而深入的研究。
若說安立甘宗之所以存在，只是因為亨利八世想要離婚，那就好比說，一座主教座堂之所以存在，只是因為某位國王簽署了一份土地授予狀。這種說法混淆了促成事件的契機與事物本身的實質。
教義準則文獻的明證
英格蘭宗教改革的意圖並不是後人的推測，而是清楚地表達在教會的教義準則文獻（formularies）之中。
《三十九條信綱》讀起來並不像一份標新立異的宣言。其措辭審慎、有分寸，而且往往刻意保持溫和。它們拒絕羅馬教會的某些教義，並不是因為這些教義來自羅馬，而是因為它們被判定為不符合聖經。與此同時，它們也拒絕那些會使教會與自身歷史根源割裂的激進變革。
《公禱書》並沒有拋棄禮儀，而是對禮儀加以整理與純化。古代崇拜的基本結構得以保留，並以一種合乎聖經、清楚明白而且便於牧靈運用的形式呈現。認罪、赦罪、聖道與聖事的禮儀次序得到了保存，而不是遭到廢棄。
《聖職按立禮文》（The Ordinal）保留了歷史上的主教、司鐸與會吏三品聖職。使徒統緒並沒有被視為一種可有可無的歷史遺物，而是被視為教會延續性的一部分。
這些都不是一場企圖創造全新事物的運動所具有的特徵。相反，這些是一個決心繼續保持自身固有身分、並力求更加忠信的教會所具有的特徵。
虛假的二元對立
關於安立甘宗身分的許多困惑，都源自後人強加的一種虛假選擇。
一邊是羅馬，代表着延續性；另一邊是新教，代表着改革。人們往往假定，兩者只能擇其一。
英格蘭宗教改革家拒絕接受這種選擇。
他們堅持認為，教會既必須保持延續性，也必須接受改革。為了維持延續性而保留錯誤，並不是忠於信仰；為了推動改革而拋棄延續性，也不是真正的恢復。教會蒙召，是要將兩者共同持守。
這並不是妥協，而是貫徹一致的立場。
安立甘宗的主張
在其最理想的狀態下，安立甘宗提出了一項大膽的主張： 若得到正確理解，宗教改革中的教會並不是一個新創立的團體，而是藉着上帝的聖道得到潔淨的古代教會。
這就是為甚麼安立甘宗的神學家一再訴諸的不僅是聖經，也包括教父與古代大公會議。他們的目標並不是建立一套新的神學，而是恢復古老的神學，除去後世附加其上的種種扭曲。
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安立甘宗並不是羅馬與新教之間的一條折衷路線（middle way）。相反，它主張兩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失去了某些至關重要的事物：
- 羅馬保留了延續性，卻容許錯誤不斷積累。
- 新教恢復了真理，卻往往以犧牲延續性為代價。
⠀安立甘宗則尋求在聖經的權柄之下，將真理與延續性共同持守。
為何這在今日依然重要
這個問題不僅關乎歷史，也與教會當前的處境息息相關。 現代基督教之所以四分五裂，正是因為它仍然受困於同樣的虛假二元對立。有些人固守缺乏真理的教會制度，保存着那些已經無法清楚宣講福音的形式；另一些人則追求沒有制度承載的真理，使自己與有形可見、具有歷史延續性的教會割裂開來。
其結果，就是一邊陷入動盪不安，另一邊陷入停滯僵化。 若得到正確理解，安立甘宗的理想提供了另一種可能。它堅持認為，真理與延續性並不是彼此對立的敵人，而是相輔相成的盟友。教會必須有深厚的根基，但同時也必須接受匡正；她必須保持古老的傳承，也必須忠於信仰。
要維持這種平衡並不容易。它需要紀律、謙卑，以及不斷回歸聖經。然而，唯有這條道路，才能同時避免腐敗與分裂。
結語
安立甘宗最初並不是為了成為新教而興起的。它所追求的，是繼續保持大公教會的身分——一個按照上帝聖道接受改革的大公教會。
它並沒有拋棄教會，而是站在教會之內，正視她的錯誤，並尋求她的更新。
在這個過程中，它保存了一種理想；這種理想在今日的重要性，絲毫不亞於當年：
真正的教會並不在於創新，也不在於單純保存舊有的一切，而在於忠信地延續傳承，並不斷接受聖經的匡正、潔淨與治理。
我們並沒有離開教會，另行成為別的團體。我們選擇留下來，並且尋求再次成為教會從起初就應當有的樣式。
《三十九條信綱》雖然承繼了古代教會的若干核心教義，亦保留了主教制與教會聖事生活，但其部分條文具有明顯的十六世紀新教改革神學特色。因此，不能將其視為完全不帶宗教改革時代特殊性的古代大公信仰摘要。從安立甘公教傳統的角度，這些歷史性文獻仍須結合聖經、教父、古代大公會議及教會所領受的核心聖傳加以理解。↩
